訴訟請求作為訴的構成要素之一，是訴方當事人就其與對方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如何處理的主張。它直接反映著民事糾紛中的權益爭議事實，是訴方當事人提起訴訟和進行訴訟的目的所在，也是人民法院裁判的對象。按照辯論主義原則，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決定了法院裁判的范圍，法院裁判中不能包含當事人訴訟請求之外的內容，訴訟請求體現了當事人的處分原則。審判實踐中，基于多種原因，當事人起訴所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這是一種常見現象。對此，《證據規定》第五十三條第一款規定：“訴訟過程中，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性質或者民事行為效力與人民法院根據案件事實作出的認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應當將法律關系性質或者民事行為效力作為焦點問題進行審理。但法律關系性質對裁判理由及結果沒有影響，或者有關問題已經當事人充分辯論的除外。”由于基礎法律關系是當事人請求權的依據，與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密不可分，而根據不告不理的原則，人民法院裁判的對象就是對當事人的訴請，否則就是不合法的“訴外裁判”或者“漏判”。但是，當事人以民間借貸關系提起訴訟，但人民法院認定當事人之間并非民間借貸關系的，不能簡單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以盡量避免裁判突襲的情形。同時，亦不應由人民法院根據自己的認知徑行作出裁判，以致出現超出當事人訴訟請求裁判的嚴重違反處分原則和辯論主義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將法律關系性質或者民事行為效力的問題通過列為爭議焦點進行審理，以保障當事人能夠充分行使辯論權，對法律關系性質和法律行為效力問題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實現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最大限度節約司法資源以及促進人民法院依法審判的有機結合。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原審法院的處理意見是否妥當，以及是否存在程序違法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李柏茂以借條及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案涉民間借貸訴訟，其應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如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李柏茂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特別是，被申請人李勇華、曾兆梨、魏昕在本案中完全否認與李柏茂形成借貸合意，因此，李柏茂的證明范圍顯然不能限于支付轉款本身，其還應對與被申請人是如何形成借貸關系，交易具體內容等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根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李柏茂稱其通過溫某賬號出借款項，并確認黃耀、李月明和溫某三人收到的4555000元，均交還李柏茂，其中包括本金4000000元及2014年11月、12月和2015年1月交付的三筆利息各185000元；亦認可李勇華的對賬金額12407455元。一方面，李柏茂自認通過溫某賬戶轉出并收回遠超130萬元的款項、利息；另一方面，李柏茂僅有一份130萬元的借據可證明其與李勇華形成借貸合意，而其主張的其他數筆轉賬，均無證據證明屬于借款。李勇華、曾兆梨、魏昕完全否認曾向李柏茂借款。雙方當事人為證明各自主張，向人民法院提供了《協議書》、證人證言、微信聊天記錄、廣東省東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東三法民一初字第1620號民事判決書、錄音及文字整理等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對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并結合相關事實，確信待證事實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因此，原審法院對李柏茂提供的證據能否形成高度蓋然性優勢進行綜合判斷后認為，李柏茂提供的證據，無法令案涉糾紛屬民間借貸這一待證事實具有高度蓋然性，故應由李柏茂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理據充分，本院予以確認。原審法院亦據此駁回李柏茂關于李勇華、曾兆梨、魏昕共同向其償還借款本金8339455元及利息的訴訟請求，于法有據，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原審法院實質上是認為李柏茂沒有具體、完整地證明案涉當事人間存在借貸合意與借款行為，遂作出不予支持李柏茂訴訟請求的處理意見，這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的人民法院應予釋明的情形。因此，李柏茂關于原審法院未及時告知、釋明存在程序違法的主張，于法無據，不予支持。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裁判觀點》（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民事法律參考
滬公網安備31010702006145
